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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事梗概

北宋宰相章惇因为政见不同和嫉妒心，将东坡由惠州再贬儋州后，指派董才不择手段迫害东坡，欲置他于死地。一是将东坡逐出驿馆使其无处容身；二是为阻挠东坡著书而抢夺东坡所借典籍令其坠崖并身陷险境；三是阻断东坡的纸墨供给，纵火焚烧东坡著作。在对抗迫害的过程中，东坡秉持“我要活着”的信念，以豁达人生态度面对危难，完成“海南三书”，实现士大夫“三不朽”的最高理想，最后又宽恕了章惇。谪居三年后，东坡在遇赦北归之际，以跪谢之礼向海南乡亲表达深深的感恩之情。

在环环相扣、扣人心弦的戏剧冲突中，艺术地展示了东坡先生影响至今的生命哲学：好好活着，此生无悔，惟我心安。

海南百姓为东坡建成“桄榔庵”，助其安身，董才阻挠未果。姜唐佐拜东坡为师。小灵体会民间真情，AI东坡同步学习。

东坡回忆与章惇青年时期的友谊；村中爆发瘟疫，东坡智斗道公，以汤药救人，破除杀牛陋俗，并倡议打井改善饮水，赢得百姓敬仰。

海南春景如画，百姓与东坡共庆立春；东坡与赵梦得对饮，道出历经磨难后依然豁达的人生观。

章惇独白，表现与东坡从挚友到政敌的复杂心理，以及继续迫害东坡的执念。

东坡借书归途遭董才暗算，被强盗推落悬崖，濒死之际与王弗灵魂对话，坚定“此生无悔”的信念，苏醒后更决意为民本理想著书立言。

东坡父子在困苦中相守，一碗山芋糊糊见证父子情深。众人为东坡庆生，尽显其苦中作乐的洒脱。

董才为讨好章惇，决定纵火烧毁东坡书稿，彻底断绝其立言之念。

东坡制墨成功，赠诗姜唐佐勉其“破天荒”。董才纵火焚书，东坡冒死抢救书稿，“三书”虽损犹存。

东坡完成“三书”，与王弗灵魂对话，心安无悔。

东坡获赦北归，章惇被贬，董才趋炎附势遭众人唾弃。东坡不计前嫌，宽恕章惇，尽显其君子之风。

东坡跪谢海南乡亲，登船北归，众人依依送别。

“海南三书”，为苏轼谪居儋州期间最终完成的《东坡易传》《东坡书传》及《论语说》。这三部著作是对儒家经典《周易》《尚书》和《论语》的注解与疏证。

苏轼自己高度评价“海南三书”。宋哲宗元符三年（公元1100年），已经65岁的苏轼在从海南北归途中感叹：“抚视《易》《书》《论语》三书，即觉此生不虚过。其他何足道。”可见“海南三书”在苏轼心中的分量。他之所以耗费大量的心血撰写“三书”，一方面，是因为彼时苏轼虽远离庙堂，但始终不忘“立德”“立功”“立言”的士大夫担当，深知解经立言可明正道，因而解《书》以阐“民惟邦本”的政道传统，解《论语》以明“为政以德”的德政要义，解《易》以释“观乎人文、以化成天下”的治世之道，由此昭示察民情、顺民意、安民生、济民困的民本理念。另一方面，在“新学”重行政效率而忽视体察民情之风盛行时，苏轼坚持著“三书”来重申“以民为本”的政道主张，以此纠正“新学”偏重治术而不察民情、不顺民心之弊，重新唤起世人对民本思想、仁政德治的认同。

“海南三书”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，是北宋“民本”思想的重要政治理论资源，进一步确定了我国政治发展中“民本”这一弥足珍贵的传统基调。南宋大儒朱熹曾称赞《东坡书传》解《尚》“最好”，《论语说》解《论语》“亦煞有好处”。而《东坡易传》一书，清四库馆臣称其“推阐理势，言简意明，往往足以达难显之情，而深得曲譬之旨”，并指出“李衡作《周易义海撮要》，丁易东作《周易象义》，董真卿作《周易会通》，皆采录其说，非徒然也”。这说明后世对苏轼“海南三书”巨大的学术价值广有共识。

    但长期以来，众人多重视苏轼诗词，只知其为大文豪，而忽视“海南三书”，不知其还是一个成就卓越的经学家、思想家。目前，海南已将“海南三书”研究列为重大课题，以期还其应有的学术地位。《心安东坡》音乐剧以艺术形式表现东坡完成“海南三书”，达到“惟我心安、俯仰无忧”的过程，也表明海南三年是东坡学术思想的高峰时期。